| |
|
喜欢革命的老百姓喜欢革命的“样板戏”，不能因为你喜欢传统京剧就打死“样板戏”，当然，我不赞成“样板”的说法，我是论戏不论名，《红灯记》《杜鹃山》中的形象设计，唱腔配词我都很喜欢，至于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艺术的糟粕！”。我觉得很浅薄，只是一种朴素的反感，而不是理智的探讨。怎么说，现代京剧都是大众文艺的成果，是无数优秀演艺人的心血结晶，至于历史上被人利用了作为篡权杀人的工具，自当别论。
1963年下半年，戏剧界的评论家、艺术家及很多相关部门的领导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能不能演现代戏，怎样演现代戏。同年12月下旬，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会议，周扬、田汉在发言中提到现代戏的质量提高问题。之后，中宣部、文化部发出通知，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于是，全国各地京剧演出部门开始了改写京剧历史的运动。然而，无论创作者还是演员都不会想到，他们的戏将在未来的历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会为这些戏付出什么代价，此时盘踞他们心头的只有创作的焦虑，革新的激情，展示崇高的渴望和为人民服务的虔诚。
其实不光是戏剧界，包括小说界、散文界及报刊界等各个文化部门都在为文学艺术怎样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而处心积虑的思索和研究。其中原因，有为新生活带来的盲目热情所困的原因，但多半是由于文艺界上层特别是国家中央领导的压力所致。
毛泽东当时曾多次批评文艺界，其中有几次是针对戏剧界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要演“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代的革命戏”，后来的批评主要有：戏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指责“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可以想象，以毛泽东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震慑力，这些批评会给批评界怎样的压力。
毛泽东的上述批评意见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但他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联想和理解它们在批评界造成怎样的一种气氛，以及戏剧界的人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创作和演出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京剧现代戏的创作早在1958年就开始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由文艺工作者创造的成果。当然，这其中不能完全忽视江青的参与。《红灯记》是她从上海爱华沪剧团得到的剧本，推荐给中央京剧院的，《沙家浜》是江青她从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得到的剧本，推荐给北京京剧团的。这两出戏原来都是沪剧，是江青指示改成京剧的。之后，她又强行参与到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和排演中。江青最初如此热心的参与到文艺工作中，是想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驾驭文艺界，参与戏剧排演只是一个借口。1964年的京剧观摩大会获得了空前的反响，使人们感受到了现代京剧的生命力和希望。舆论宣传部门此时扮演了重要的定义角色。1965年3月1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写道：“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这是笔者查阅的资料中关于“样板戏”的最早提法。1965年3月22日的《光明日报》和1965年第三期《戏剧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样板”。于是“样板”一词成为现代京剧经典戏的一个特别的称谓。但需要注意的是，“样板”的最初含义更多是针对戏剧界提出的，并不象有些人说的，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要以“样板戏”为创作标准。“样板”只是到了江青那里才得到了特殊的含义和使命。“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5月，在北京、上海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活动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姚文元在吹捧江青时说江青“所领导和发动的京剧革命，其他表演艺术的革命，攻克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反动文艺的最顽固堡垒，创造了一批崭新的革命京剧，革命芭蕾舞剧、革命交响音乐，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之后，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开列了我们开始提到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至此，“样板戏”才正式被作为文艺创作的红色经典被某些人奉为至宝。
|
| |
|
| |
|
| 上一篇文章： |
| 下一篇文章：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