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新石器时代，江西就出现了稻作文明，这是环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地区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殷商时代，江西已能生产铜犁等农具，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由于远古时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达，艺术相应地也得到发展，西周及春秋时江西已有打击器乐甬钟，战国时江西又有十三弦琴和扁鼓。迨至汉唐，江西的艺术更为活跃。这些无不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南宋时，江西的经济就更为发达，作者以饶州为例，“壤土肥而荞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于是，“富而教之”，“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而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从而形成“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洪迈《容斋随笔》)的局面。这使我想起两宋时江西籍的文学精英们，著名的有晏殊父子、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曾布、董颖、姜夔、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对宋代的文艺发展或戏曲的催化，都有很大的贡献。

    作者认为，“欧阳修的鼓子词是宋代的一种叙事的讲唱文体，以鼓为节拍”，我认为，正因有鼓的加进，宋代的鼓子词已经推进和发展了唐代的“既说又唱”的“变文”，向戏曲又迈进了一步。作者继而写道，欧阳修之后，“始有赵令畴《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它是在欧阳修鼓子词的基础上，把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且散语、韵文相间，是一种由鼓子词向宋金诸宫调转化的过渡形式”。而黄庭坚的词，清李调元称“黄山谷词酷似曲”(《雨村诗话》)；清刘熙载则称“黄词”，说：“若为金元曲家滥觞”(《艺概》)。至于杨万里的（《归去来辞引》）清末民初王国维说：“则为元人套数杂剧之祖”（《戏曲考源》)。而曾布的[水调歌头]大曲和董颖的[道宫·薄媚]大曲，“实已开元曲之先声”(清无名氏《曲谈》)。可见，无论欧阳修的“鼓子词”、黄庭坚的“词”、杨万里的“辞”，还是曾布、董颖的大曲，均已是戏曲的前奏和过渡了。作者旁征博引，广开深掘，一方面说明宋代的江西文人对中国戏曲的早期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亦表明在两宋时代，江西已是全国成熟了的戏曲的萌芽和形成的核心之一。

    过去研究地方戏曲史，有些文章或著作往往是就事论事，难以从经济状况和诗词文化的视角入手，而该著则开拓眼界，高瞻远瞩，因此，作者对江西戏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这种学术的深度和广度，还表现在对江西的弋阳腔的研究方面。弋阳腔是元末明初全国颇具代表性的四大声腔之一，现在的湘剧高腔、川剧高腔等声腔，都属于弋阳腔在各地的流变，因此，向来为戏曲史专家学者所关注。但弋阳腔为何“其节以鼓”，作者在书中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上引北宋欧阳修的“鼓子词”，是以鼓为节拍的。于是作者由此受到感悟和启发，发现宋代“乡里土俗，人家往往多蓄鼓”，目的在于“鞭春”“求雨”“催工”“集众”“婚姻”“迎客”“发歌”“元宵”“迎神”“赛会”等活动。可见，江西民间从祭祀到歌场，从生产到生活，都离不开鼓。王安石的“逢逢戏场声，壤壤战时伍”；杨万里的“急鼓繁钲动地呼”等等，其喧闹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鼓，在江西早巳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所以才有弋阳腔的“其节以鼓”的音乐特点。故作者专辟《鼓文化与弋阳腔》一节研究，并由此楔入，对弋阳腔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刻的论述。诸如“弋阳腔与佛教目连戏”“弋阳腔与道教”“弋阳腔与江右商帮”“弋阳腔与赣傩”等问题，无不在赣鄱文化的涵盖和影响下形成的。

    以前的论者，常常抓住南宋刘埙的《水云村稿》中有关南戏入赣的一条记载，作为江西戏曲受外来戏曲影响而又本地化的材料加以论述和发挥，无疑是宝贵的。但是作者在他的这部专著中，却从赣鄱文化的大环境出发，高屋见瓴，所论所述，就显得目光开阔，立论扎实，令人信服。

    总之，《江西戏曲文化史》既注重全面性，又关照代表性；既注重学术性，又关照知识性；既注重文献性，又关照通俗性，是值得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