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何谓之“早有定论”？！何谓之“肯定”与“再次肯定”？！难道“早有定论”与上级“肯定”过的事情就一定是金科玉律，就如同佛祖镇压孙大圣的五行神山，我辈凡人只有仰视膜拜的份儿，只有山呼“万岁万岁”的份儿？

　　我看这不是研修历史者所应说的话。既然是评价，就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搞所谓权威的一言堂。倘若评价都一致了，跟叙利亚、伊拉克选总统似的，那离社会的窒息就不远了。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的“早有定评”？作为研修历史者，掌握的历史知识多，向社会如实地 传播史实就可以了，评价就不必再烦衮衮诸公代劳了，每个人都自己长着脑袋，了解了历史知识后，都会得出自己的评价。所谓“人人有杆秤，公道在人心”，研修历史者唯一的职责是实证历史史实，当然也自然会有研修历史者自己的评价，但要强迫别人接受所谓权威的“早有定论”的评价，就太过分了。君不见，“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工贼内奸”的论断是“早有定论”永不许反案的，可那是冤案！“留苏江浙同学会是托派反苏集团”的论断是共产国际定过性的，可那是冤案！“于谦是乱臣贼子”、“熊廷弼意图不轨”、“袁崇焕勾结满洲”的论断是皇帝陛下的乾纲独断，而皇上天纵英明哪会有错？可那还是冤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权威，未必是靠得住的。鲁迅先生所说的“怀疑一切”倒是靠得住的。胡适之有句名言，“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有时我总在想，研修历史意欲探求历史之真者何尝不是狄仁杰、宋慈呢？我们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侦破迷案，也是在平反冤假错案，为蒙冤者洗却不白之冤，剥丝抽茧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话说回来，再看本案。有明一代所谓“明宫三大案”的梃击、红丸、移宫，朝中臣工们所争执的，表面上看皆是有关社稷家国正统皇位的大问题，实际上不过是当时士大夫的党同伐异，也就是明祚将亡政治趋于衰亡的象征。所谓正邪两党、君子小人，朝廷内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各持门户之见，各逞意气之争。金庸说“ 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倒也是真。时为国子祭酒的倪元璐更指出，“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臣僚互斗，胜败无准，因为他们之间多是权力之争或意气之争，进而党同伐异，结为朋党，并无多少原则性的是非可言。矿监税使之为害，曾遭到朝官们近乎一致的反对，少有争议。他们的争端，并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而往往是凭借细事，小题大作，以至无事生非。臣僚间相互攻击又相互报复，朝政日益陷于昏乱之中。于是浑浑噩噩之间，是非曲直不但观者茫然，我看纵是斗者也未必明晰，如此一来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就更相距遥遥了。西人托马斯.布朗有句名言,“The world ，which took six days to make  ，is likely to take us six thousand years to make out ” ，不假不假！

　　观夫“明宫三大案”尤以移宫一案最为曲折蜿蜒，倘编成小说、电视剧，倒可大赚一票银子。此案由紫禁之内妃嫔与阉寺的矛盾，演进为臣工对君权皇位的尊攘捍卫，纷攘不绝，其声喋喋，朝野民间莫不震惊，官府百姓鲜有明白。要说涉及党争，我们不妨共同来看一下明季的政治分野。有以内阁辅臣浙江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魁首的“浙党”，以给事中湖广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齐党”，国子监祭酒宣城汤宾尹的“宣党”、左谕德昆山顾天峻的“昆党”，这些党派彼此倾轧，争权夺利，一时朝局如火。只有顾宪成、高攀龙的东林一派，当时还比较要求改良政治,有积极的政治主张，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嘿嘿！过了，说惯了！

　　金正日有名言，“忠臣多则国兴；奸臣多则国亡”。其实不但“龙王多了不下雨”，忠臣多了，国也未必会大兴！ 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梨洲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以党划人，党同伐异必然导致龙蛇衍变，不免混入鱼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此时东林初立，党内人才济济，为当时主流政团，气节之士多出其中，投机钻营好名者，亦往攀附借以扬名立腕捞取名利。明末的给事中、大理寺丞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举了一个典型人物来说明党人的立场行径，“贾侍御继春请优待李选侍一疏，原不错。乃为东林所斥，悔而求用，真错矣。翻局后（指政局变动）又疏攻杨、左甚力，政局再翻，又广荐东林诸公数百人，以希见容，似另一人者。继春功名念重，忽浙党，忽东林，茫无定向，故予疏中亦刺及之”。明末党人中，这类随风转舵的人并不鲜见，特不似贾继春之显著耳。《花村谈往》形容东林书院云，“东林道学影附名也，聚不三不四之徒，作不深不浅之揖、讲不痛不痒之话，咬不冷不热之饼，相对片时，便云讲学。”此文穷形尽相的描写，对于东林精神，不免污蔑，但东林党人的过激言行，以正人君子自居，招人嫌厌，于此可见。组织政党的目的便是参与政治，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此无可厚非。但东林党以讲学相标榜，以干政为目的，每每以“正党”自居，目他党为邪党，三案之争，遂为各党互相攻讦之目标，最好的题目。《明史·顾宪成传》讲，“宪成削籍里居，偕同志高攀龙辈讲学其中，当时士大夫抱道件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讲学之余，往往议朝政，裁量人物，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神宗在张叔大死后由于与整个官僚集团闹得不可开交，索性消极怠工。进而溺于酒色，不常视朝。其後宫之中除了皇后之外，最重要的女人一为光宗生母王妃，一为福王之母郑妃。据《大明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王氏圹志》说，王妃是一位锦衣卫百户的女儿，万历六年选进内庭，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到李太后的慈宁宫作宫女；十六岁时，神宗和她发生关系使之身怀有孕，却嘱左右不许声张，被李太后发现后遭严厉责问方才承认，封为恭妃。次年，王氏果生一男。但神宗不反躬自省，却认为私通太后宫女，是不光彩的事，有损皇帝尊严，反而厌恶她，恨她，将她打入冷宫，不愿再见。王氏既见不着丈夫，也看不见儿子，长时期的酸辛岁月把两眼哭瞎，谈迁《国榷》说，“孝靖皇后三十年的幽困积怒；泪尽目枯”。只到她得病将死的时候，亲生儿子才得到许可，去探望她，她用手摸着儿子哭道，儿已长得这么大，我死何恨。她临死悲惨的一幕当时太监及文人均有记载，王妃死于万历卅九年，年四十七岁，葬于东井。按明朝制度，只有皇帝皇后葬入陵墓，其余如贵妃、公主等，则葬于西山附近金山口。日后她被孙子送进定陵，当夏鼐、邓拓打开定陵时，看到她的棺材内东西很少，唯一值钱的只有一只金洗脸盆。而神宗一生最宠爱的妃子是郑贵妃，她是万历一朝宫廷中的重要人物，朝政之坏，党派之争，与其干系重大。其进宫实属偶然，万历六年，老公们在北京选美巡至大兴县，闻民户因娶亲哄闹，女方嫌男方彩礼菲薄，阻止姑娘出嫁，太监等前去观看，见姑娘长得十分美丽，合乎选美标准，带入宫中，万历大喜，册为贵妃。郑妃天生丽质，顿使六宫粉黛无颜色，及她生了儿子常洵后，封福王，使得她发展野心，阴谋策划立常洵为太子，成为皇位继承人。皇后孝端无子，不能立嫡，当然立长，神宗既讨厌孝靖，也不喜欢她生的儿子常洛，始终不立太子，于是引起储位斗争。神宗宠爱郑妃，并在大高元殿与郑妃盟誓，俟机立常洵为太子，又亲书纸条作为保证（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这一秘约经不住李老太后的催促，及朝臣们的强烈争论，他迫不得已，于万历廿九年立常洛为太子。由是郑妃对于常洛的陷害，更趋表面化，除了用匿名《妖书》宣传，作试探外，万历四十三年有蓟州男子张差持棍闯入东宫，谋刺太子，审讯后供词涉及郑妃及其内侍，举朝愤怒，郑妃向神宗泣诉，最后以张差为疯汉处决，又杀了郑妃宫中两个太监了事，这就是明末三大案的“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崩，朱常洛即位为“光宗”。谁知该着倒霉，嗣位一月即崩，光宗继位后即病，内侍崔文昇进泻药，由此委顿，鸿胪寺丞李可灼称有仙丹，进红丸（补药），服后稍好，再吃一丸即死。崔文昇是郑妃内侍，有人怀疑与郑妃有关，并与挺击案联系起来，是为“红丸案”，但终系疑案，未能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