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连续半月的绵绵阴雨刚刚停歇，久雨初霁的古城太原寒冷异常，但并州饭店的小会议室却洋溢着融融暖意。六十望五的徐老不顾旅途劳顿，正在谈笑风生地回答着省城各路记者的提问。笔者发现，不论提什么问题，徐老说着说着总是不经意间归到京戏和城市上来。于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徐老谈的最多的就是京剧和城市文化问题。

　　徐老说，最初他是搞京剧编剧的，后来专门从事京剧研究，退休后又转到城市文化研究上来。因此，徐老说他这一生有两大情结，一是京戏的，一是城市的，而且愈老弥深，任凭怎样也化解不开。

　　徐老的父母都是知名记者、文化名人。徐老从小受家庭影响，与京城内外的许多文化名人交情颇厚，比如沈从文、聂绀弩、汪曾祺等，既是父母的好友，也是自己的至交，受他们的影响，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徐老说他们家与沈从文家有半个多世纪的交情，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沈伯伯曾给予诸多帮助，并从沈伯伯学写古体诗，自己能进入文化圈、步入文坛，多亏了这些长者的提携。

　　徐老现在有多种社会兼职，是个多面手。但在他业已出版的70余种图书中，内容集中在京剧和城市这两个领域，而这两类的图书也最为读者认可和赞誉。如《梅兰芳三部曲》、《京剧与中国文化》、《老北京三部曲》、《老字号三部曲》、《新北京三部曲》、《我的京城情结》以及《京华演讲录》等等。徐老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多次主讲京剧文化和城市民俗文化专题。说起这些广受读者欢迎的读物，徐老说这部分图书有的是自己当初研究的结晶，有的是应出版社之约写的。因为读者喜欢，有市场，出版商便主动找上门来。对一个以著书为生的人来说，读者就是其衣食父母，为读者写书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写京剧、写老北京老字号，既不全是为了研究，也不尽是为了回忆，为广大读者提供喜爱的精神食粮才是主要的出发点。

　　说起自己能成为一个京剧研究专家，徐老认为这也得益于父母。徐老的父母都是京剧爱好者，与京剧大师梅兰芳是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建国初写过一系列梅兰芳深入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文章，反响颇大，梅兰芳还赠送过父母一张身着工农干部装的照片，十分珍贵。由于有了这层铺垫，逐渐引发了自己对京剧的爱好，像写《梅兰芳三部曲》，就多带有个人的感情动因。

　　就是后来写城市、写老北京，也是和自幼养成的爱好京剧大有关系的。徐老说，他写梅兰芳，正是把梅放在了老北京当时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写的。老北京所富有的原汁原味的京味文化正是适益于京剧繁荣的沃野，而北京的老字号更与京剧演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京剧演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舞台。但凡京剧名角都讲吃讲穿讲生活的品位，而老字号就成了最常光顾的地方，内中的老板乃至小伙计，既是票友，也是演员的熟人甚至好友。所以，写京剧、写京剧演员，不能不写老北京，不能不写北京的老字号。反过来，写老北京也不能离开京剧和老字号。京剧和老字号仿佛是自己写老北京的两支拐杖，缺一不可。正因为写老北京、研究北京的城市文化缘于对京剧的挚爱，故而这方面同样赋有了个人很深的情感动因。

　　具体从京剧研究进而延伸到以北京为着眼点的城市文化研究，徐老说这是他退休以后的事。刚退休，仍接着过去的工作写京剧方面的书，有人建议不妨写点老北京的东西。前面说了，实际自己写京剧是离不开老北京这个特有的文化圈的。当时正好自己搬了新居，在北京奥运会主馆场附近，属北京新区，当时“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在北京也喊得最响。可自己每天置身于高楼大厦之间，目之所及，到处是钢筋水泥铸就的灰色的城市森林，自觉新城市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从而触发了对城市文化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根据以往研究京剧时对老北京的认知，新旧对照，写出了系列回味京味文化的老北京图书。

　　徐老认为，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肯定不是城市文化的中坚，它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而旧城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既有非常值得保护维系的东西，也有需要淘汰的地方。新城的发展和旧城的保护是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也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任何城市也避免不了的。而要想达到平衡、融合，必须经过“古城———新城——后城”这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完美的文化链接，缺一环而不可。目前只提“新”，“新”只是区别于“古”的一个阶段，不能单纯认为“新”就意味着成功，就是发展的最高阶段。事实上，“新”的更高阶段“后”(古与新的和谐统一)才是最完美的阶段。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正·反·合”的命题，这和“古·新·后”的城市发展思路是一致的，是古人辨证思维的现代运用。所以，一个城市发展到“新城”阶段还远远不够，后面的路还很长，还要花大力气与古城融会，达到二者和谐一体的后城市阶段。先前曾写过一本《畅游后北京》的书，畅想几十年后北京的完美情形，正是自己对城市发展三段论的最后成熟阶段的设想。

　　徐老还解释说，不是因为自己钟情于京剧、钟情于旧北京就说新北京新城市不好。城市固然要发展，要与国际接轨，但保留传统(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每处新区的出现，就意味着一处旧居的消失和原居民的一次大迁移。这样一来，某种超稳定的区域文化就再也不复存在了。几乎所有城市发展都有这一通病，即传统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高楼的崛起而渐行渐远乃至消失迨尽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应当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究竟是城市发展有问题呢，还是传统文化本身有问题呢？客观地说，传统的东西不可能全部适合于当今社会，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北京的四合院，现在有人认为它完美无缺，呼吁全部保留，这是不切实际的。四合院作为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产物，它有诸多缺憾，内中蕴藏的千百年来的不平等的人间苦难且不说，它的建筑布局也不甚合理，除正房外，偏房采光不好，就不合现代人的居住要求。但说它一无是处进而毁之也不对，毕竟它代表了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谈京味文化是绝对离不开四合院的。所以，有选择地保留部分四合院，在建设新北京中是完全必要的。新建不能忘旧、毁旧，新旧融合有机统一，这才能保持一座城市的完美“体型”，也是城市发展对百姓生活最直接的人文关怀。因为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取得人口、经济、文化的均势发展，惟其如此，一个城市的文化方能达到最佳态势。

　　对城市建设来说，旧的东西肯定不能全盘保留，但立新也不一定非要破旧。新的就不一定是好的，而旧的也不全是坏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喜新爱旧、顿挫前进，两级分段非此即彼是十分有害的，过去的盲目做法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是每个关注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的人都应当好好汲取的。总的说来，城市建设是一门学问，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努力探索城市发展的最佳路途。

　　听了徐老上述一番宏论，令在场的青年记者们感佩不已。临近采访结束时，不少记者问及对太原的城市文化有何评价，徐老三箴其口，说自己初来乍到，还未及品味古城的文化，但徐老希望在建设新太原时不要忘了旧太原，解决好新与旧，破与立的问题，这也是徐老对所有城市建设者的忠告。(来源：太原日报；卢有泉)